第274章：古文字学界大型追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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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子，成果太多。

这些东西发掘出来，自然要有人整理。

在这个方面，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功不可没。

所以，不要以为十年间，就没有学术活动，也有，而且还是特大型项目。

然而，在这些考古出土文物整理工作中贡献极大的古文字学者们，也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这话并非说说而已。

在学界享有巨大威望的郭沫若先生刚刚过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为数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稀如凤毛麟角。

老一辈的学者中，唯一能打的就是于省吾先生了。

恰好，于老就在吉大教书，这也是为什么，成立大会的主办方是吉大的原因。

于老来吉大，也是有原因的。

其实，50年代的故宫博物院乱糟糟的，老先生也得不到重要，基本上赋闲在家，50年代，吉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到任，三顾茅庐，才把于老从故宫挖到吉大，自此，于老就在吉大落地生根，因此，这里也成为国内古文字研究的重镇。

革命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作为古文字学界的领袖之一，要改变这一现状，于老则无房贷。

于是，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先生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先生关于组建古文字研究会的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才有这次会议的召开。

其实，出席这一次会议，能够让苏亦认出名字的老前辈，并不多，比如于省吾、商承祚、胡厚宣、张政烺等。

至于李学勤、裘锡圭、高铭几位先生，只能算是中年学者，属于第二梯队。

至于青年，都还没来得及冒头。

非要揪出一批来的话，那么吴镇武他们几个师兄弟，面前算是。

此外，还有吉大不少年轻的老师，也算。但，苏亦不认识他们。

在国内，要说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牛逼的高校，北大是排不上号的，跟吉大、中大以及川大没法比。

吉大有于老。

中大则有容庚、商承祚先生。

川大则有徐中舒先生。

遗憾的是，商承祚先生也没有出席这一次活动。

估计，身子骨也不行。

大冬天的从广州到长春，也确实遭罪。

实际上，再过几年，这一批老先生也会相续离世。

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才起来，逐渐扛起帅气。

会议的第一项，自然是领导讲话，这种学术会议，并非只有与会学者，也有行政领导。

当然，最为让人重视的还是于老的开幕式讲话。

讲话内容，无非就是回忆过去、关注现在、展望未来。

忆苦才能思甜。

这些环节，确实有些枯燥，苏亦常常跑神，好在会议很快就进入关键阶段。

与会的学者开始宣读自己的学术成果。

这个环节很重要，坦白说，苏亦大多数时候都听不懂，对于古文字研究，他就是半吊子货色，就是这段时间恶补不少的知识，但是跟这些跟古文字打了一辈子教导的前辈相比较，他就是个渣，就算是吴镇武他们这些同辈，他也比不过。

没法子，谁让他的基础不扎实呢。

然而，他就没有优势吗？

自然也有，就是超出时代的认知。

然而，学术研究，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别人不发布的内容，也不能胡乱引用。

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不能瞎说。

只能老师当听众。

六十多位学者，每一个人都要宣读自己的文章，又是第一次召开学会会议，经验不足，没有设置什么分会场，光是大会议室内听学者做学术论文分享，就花去很长的时间。

就算这样，大家的情绪依旧高涨，那么多年来，古文字学界难得有这样的盛会，大家都尽情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研究成果。

一整天下来，苏亦除了听报告还是听报告。

首先是于省吾先生，他第一个分享的自己研究成果——《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

光看文章名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

重点就是首先蔡侯墓。

与会学者，并非每一个人都知道蔡侯墓的情况，因此，于老的报告，也简单介绍其情况。

蔡侯墓位于寿县，墓地原来是麦地，它的发现是跟国家50年代的治淮工程有关，因为地势平坦，合适取土，于是在1955年5月24日这一天，民工们挖沟取土的时候，就在深沟的中央率先发现了两个甬钟，接着又发现不少的铜器，于是，著名的蔡侯墓就这样在民工兄弟的锄头下被发现了。它的发现过程其他墓葬被发现的过程大同小异。

没啥好说的。

其墓主经考证为蔡昭侯（前518—前491），这个结论经过多位学者的考证，在学界已经没啥异议了。

因此，于省吾先生的文章，也只是针对相关铭文的考释上。

这项考证工作，老一辈学者，也几乎都参与其中。

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唐兰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言》、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史青树《论蔡侯的年代》、其中，在这些学者之中，孙百朋却因为一篇《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青铜器铭文考释》杀出重围，让他跟这些名家相提并论。

其中孙百朋在报告中准确推断出墓的主人是蔡昭侯申，但由于墓内金文蔡侯之名难于释读，种种争论直到近年才由裘锡圭跟李家浩两位先生论证平息。

然而年代墓葬出土的时候关于墓主是哪个蔡侯的问题，学术界也吵翻天。

那么于省吾先生，对蔡侯的名字的考释结论如何呢？

其实也是“申”，而且，他还给出自己的考释思路，并非瞎说。

他从《说文》推导出“乱”跟“申”字的关系，又提及毛公鼎上的铭文，然后从文献《春秋》考据，哀四年，蔡昭侯名“申”，又对比《史记·蔡世家》，反正经过一系列的考释，终于确定蔡侯昭申的身份。

如果不看铭文拓片，不看宛如天书的原文字体，仅仅听老先生说考释过程，也挺有趣的，要是看铭文拓片，就脑壳痛了。

那么“申”字有争议，“蔡”字呢？

这玩意又涉及一系列的考证了。

比如容庚就根据魏三体石经“蔡”之古文而做出考释，王国维又说“杀蔡二字同音可相通假”，沈兼士也作了音上的研究。

反正，甲骨文，青铜铭文每一个字的确定都有一系列的考证。

每一字的考释都来自不易。

于省吾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

整篇文章，考释的铭文很多。

苏亦的笔记没法面面俱到，只能挑选听得懂的部分来记录。

比如于老考释蔡侯盘上的铭文：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共(恭)大命，上下陟[衤否]，孜敬不惕，肇（佐）天子，用诈(作)大孟姬嫖彝(舟)，……敬配吴王，不讳考寿，子孙蕃昌，永保用之，冬（终）岁无疆。”

他的考证，跟郭沫若、唐兰、陈梦家、孙百朋几位先生，都有异同。

内容太长，苏亦也没有办法全记，也没有必要，不出意外，明年，古文字的专业学术期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的发表，就把会议的文章都收录其中。

这些古文字学会的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到年会，大家就写文章，然后在会议上分享文章，最终评委会评审挑选合适文章收录在《古文字研究》上发表。

整个流程，跟其他学术会议也差不多，奈何，古文字研究太过于枯燥，会议上，不是自己的研究方向，只能听的份。

那年代挖掘的墓葬，为什么到78年，于老才写考释文章，不会过时了吗？

过时肯定不会过时。

但1978年，蔡侯墓肯定已经不是热点。

于老的文章，也是多年的成功，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场合分享出来罢了。

那么这一年，古文字研究有热点吗？

自然也有。

而且跟考古发掘成果息息相关。

比如其几个月刚刚结束发掘的中山国墓葬。

跟蔡侯墓一样，中山国墓葬，也是因为政府水利工程建设才发现的。

给位了配合三汲公社的农田水利建设，从1974年11月至1978年6月，河北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三汲公社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这一调查，发现了公社东南隔河就是春秋战国实其的蒲吾城，遗憾的是已经全部没入黄壁庄水库中，在公社的东部还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都城，这座城址很可能是中山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即古灵寿城（河北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年度考古发掘报告》）。

此外，还发掘了春秋战国墓葬三十座、墓上建筑遗址二处、车马坑二座、杂殉坑一座、葬船坑一座，出土文物一万九千余件。

可以说，中山国墓葬的发现，完全就是本年度最大的考古热点。

这个时候，它的考古简报还没有在《文物》上公开发表，然而，它的内部资料对于圈内大佬的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甚至不少学者都亲临现场考察过。

因此，与会的学者好几位都写关于中山墓葬器物的铭文考释文章，尤其是集中在“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上。

其中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就是张政烺、赵成、孙稚雏以及三位先生。

赵成先生，苏亦不熟，但是他本次大会的发起人之一，想不认识他都难。

孙稚雏，不熟不行。

谁让他来自于中山大学，是容庚先生的学生呢。

至于，张政烺先生老熟人了。

没有见到真人之前，苏亦在北大就没少从诸位先生的口中听到他的事迹。

这一次，见到真人。

苏亦感慨，传闻果然是真的。

老先生是山东人，从外形上看就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而且还是方形脸，所以也有人说，张先生要是不研究学术，弃笔从戎，也是战场上的一号猛将。

高铭先生跟张先生很熟悉。

他俩的老师都是唐兰先生，算是是出同门。

因此，昨天到南湖宾馆的时候，除了带苏亦拜访于老，第一个拜访的就是张政烺先生。

这是苏亦第一次正式跟老先生见面，之前在酒店大厅混签名的不算。

一开始苏亦还有些懵懂，不知道高铭先生何意。

通过交谈，他才有些后知后觉，敢情是认门，有种亲传弟子见师伯的感觉。

后来，得知他跟周一良先生学史的时候，张先生感慨不已。

原本当年大学毕业以后，被胡适之先生推荐到史语所工作。

后来史语所迁至南京。中研院在鸡鸣寺盖了房予。

当时他们住的宿舍楼原是竺可桢的，他去杭州就任浙大校长，就把房子卖给中研院。

这座楼两层，上、下各三间。蔡元培家在上海，他来南京时就住在楼上。

楼下三间就住他们当年的一些单身汉，其中就包括周一良先生。

老人在一起聊天，就容易回顾往事。

然后勉励小辈，好好学习。

甚至，得知苏亦他们去跟启功先生求字的时候，老先生也突然来雅兴，让他研墨。

然后给他题字。

这一举动，让苏亦乐坏了。

原来张先生的书法极好，尤其是小篆。

知道启功先生跟苏亦写劝学诗，他特意写了张载的横渠四句。

霸气。

写完不过瘾。

还没完，还用小篆写了一幅字帖。

“求古寻论，散虑逍遥。”

一下子，让苏亦想到了清代邓石如的《千字文》。

提完字以后，他还开玩笑道，“就我这个书法，跟元白先生比如何？”

“吾与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那么苏亦怎么回答？

傻笑啊！

不然，还能说啥。

这个时候，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被张政烺命名为“中山王厝鼎”，铭文极长。

苏亦看到铭文拓片的时候，都看得眼花缭乱。

“唯十四年，中山王厝作鼎。于铭曰：

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汋呜人，所宁汋吁渊。

昔者，燕君子哙，觐享夫悟，长为人宗。关于天下之勿矣！犹迷惑吁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吁少君乎？

呜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定保之，毋替厥邦。”

连蒙带猜，大致能看懂前面一两段。也不错了。

要不是参与这个会议，苏亦很难有机会遇见张政烺先生。

因为俞伟朝以及高铭先生的多次提及，苏亦对张政烺先生的印象极为深刻。

尤其是，几个先生形容当初张先生冬天在北大课堂上给他们上课的场景。

穿着厚厚的老旧黑棉袄，板书的时候，习惯性用袄子袖子当黑板擦擦拭黑板。

甚至，讲课的时候，想不起内容还习惯性拍自己的脑袋，这些标志性的动作，都让北大的诸位先生印象深刻。

通过他们的讲述，苏亦很自然的就在脑海之中构建出一个淳厚温和的长者形象。

然而，真以为张先生拍脑袋，就以为他记忆力差，那就大错特错了。

于省吾先生就说过，他一生只遇到两个博闻强识、过目不忘的人，其中一位就是张先生，另一位是东北师大的历史学家陈连庆先生。

实际上，不仅于老钦佩张先生。

学界对张先生的认可度也极高。

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

有种说法，张先生是社科院除了钱钟书先生外，最有学问的人。

能够跟钱钟书先生齐名，就知道张先生的学问之大。

大学问家写的文章，苏亦听不懂，也是正常的。

看着张先生在会场中，用着一口带着山东口语的普通话讲述着他的文章，苏亦只能感慨，传闻是真的，张先生的学问就是大。

当然，张先生在会场上做学术报告的方式也让苏亦印象深刻。

他不仅给准备了铭文拓片，还直接拿了一本段注《说文》（《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就跟参会的学者讨论中山墓葬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

那么厚的一本书，老先生随身携带，可想而知治学态度之严谨。

他从段注《说文》引出中山王厝鼎铭文中的最后一句“毋替厥邦”的“替”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异常精彩。

至少，不懂铭文，也能够听得懂他在讲述什么内容。

要不是他用段注举例子，苏亦怎么可能会联想到，这个由一高一低两个“立”组成的字，并不是“並”字而是“替”字的初文。

这种从汉字词源做学问的方式，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那么张政烺先生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自然是对的

他这个考释，也被后来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再次证明是对的。

然而，张政烺先生的考证，花费的笔墨却不多，也不过百来个字，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而且老先生肚子里面的墨水太多了，作报告，就喜欢举列子。

还是很贴近生活的大白话。

比如，他讲中山三器中的“圆壶”时，就直接评论说，这篇铭文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多是空话套话，就像解放前他家乡山东荣成一带土财主出殡时的“辞灵告文”。

生怕大家听不懂，他补充说明。

“我们山东的这些土财主，实在无善可陈，他们的‘辞灵告文“，能写的就是，诸如‘你也曾骑马打枪，你也曾娶妻两房“之类的废话。”

这种充满某种恶趣味的吐槽，让现场哄堂大笑。

要不是亲自在会场，哪里有机会听到张先生如此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

这玩意，通过日后的文章是很难接触到的。

这一次报告，让苏亦听得尤为过瘾。

不禁有些疑惑。

经常听人说张先生学问大，笨拙于表达，讲课不太行。

张先生的课程，真的那么枯燥吗？

后来苏亦才知道，张先生的学问大，讲课也并不枯燥，只是本科生基础太差，境界不够，跟不上张先生的思路，自然就听不懂。

所以，高铭先生他们才感慨，其实张先生更加合适带研究生，而不是给本科生讲课。

苏亦心想，果然如此。

这个时候，看着自己笔记本上，张先生的签名以及放在酒店方面的三幅字帖，苏亦就忍不住偷笑。

要不是昨天晚上高铭先生带着他去拜访张政烺的时候，老先生突然来雅兴给他题字，说不定他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敲开启功先生的房门一样，去敲张先生的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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