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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城的驻防八旗只有三个旗,镶黄、正黄和正白。而镶黄旗的绝大部分兵力都被托莫霍果带走了,至今未归。四分之一多驻防兵力的下落不明,让倭特山终日如坐针毡。
此时的他,已经根本顾不上那些天天上门吵闹的镶黄旗家属了。
正月二十二日,他派出了正黄旗的四个十人小队,分不同方向朝东北一带搜索。五天过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倭特山可以预见的是,万一托莫霍果一行人遭遇到什么不测,自己作为直管上司,必定罪责难逃。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倭特山再也不敢派出大队人马寻找,他只能向宁古塔的副都统安临请求支援。
离珲春城六百里外的宁古塔在连续接到珲春的急报后,副都统安临这时也感到珲春的事有些不对劲,搞不好就要出大事了。他随即向六百三十里外的吉林将军府递出急报,请求从宁古塔派骁骑甲兵三百人至珲春(注1),查明事情真相。
两天后,身在吉林乌拉(吉林将军府)的庆桂,在听取幕僚禀报了宁古塔的呈文后,同样预感到事态严重,便下令幕僚替自己向宁古塔和珲春发出扎文,同意了宁古塔副都统的请求,并发文宁古塔和珲春两地,命令他们随时汇报珲春镶黄旗行踪的调查进展。
之后,吉林将军庆桂启用了“飞折六百里加急”(注2),通过东北路驿站系统,向两千三百里外的京城兵部行文,汇报情况。
于是,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始,吉林乌拉、宁古塔、珲春三地之间的呈文、扎文、咨文往来愈发频繁,很多人的目光都被这件事所吸引,连盛京那里都开始私下议论这件事(注3)。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初,一支负责搜查托莫霍果下落的哨骑小队,终于来到了熊岛海峡对面的小渔村。
此时渔村内的几家村民中,有两家之前已经猜测到了一些端倪,早就吓的卷铺盖搬家离开了。剩下的三家都是有老人孩子,不方便冬天离开的。
这三天任凭甲兵们如何询问,都只说佐领大人自从上了熊岛后的那天夜里,听到村外军营内人喊马叫,各家没人敢出来。不过第二天一早,佐领大人就率队开拔了。至于去了哪,这谁能知道?
两天之后,另一队哨骑小队也在线索的指引下来到了渔村。
两个哨骑小队的领催,在互相交流查探得来的线索之后,都认为海峡对面的熊岛上有古怪。从渔民的口中得知,没有人亲眼见过托莫霍果从熊岛上回来,所谓的大队开拔,都是渔民们从夜里的动静而猜测的。
两个人不敢懈怠,带着手下来到了海角最南端的位置,隔着冰面遥望熊岛上的情况。在眺望了半天也毫无迹象之后,一个领催便提议自己带队上熊岛上查探一下,半日内返回;如果没有什么发现,那就只好再往其他地方寻找。
结果这支十人小队在上了熊岛之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而在海峡对面等待了一天的另一个带队领催,在迟迟不见同伴回来后,终于认定古怪就出在熊岛上。望着森林密布,曾经渺无人烟,只有熊出没的荒岛,带队领催感到浑身发冷,心跳加速。似乎那岛上潜伏着一只吃人的猛兽,亦或是魔鬼,张着大口,等着自己上门。
他越想越是害怕,一秒也不敢多呆了。随即连夜率领小队离开了这里,快马赶回珲春,准备向协领大人禀报。
熊岛北部的树林里,王远方指挥着潘秀成、额鲁和一帮岛国众们,已经打扫完战场,此刻正在安排转移缴获马匹和清兵的尸体。赵亮和吴思宇,正拿着清军的制式武器看个稀奇。这一次的小规模战斗,三人终于赶上了。
而随后赶来的刘胜,在问清了这次的子弹消耗后,才放下心来。不过,他担心清兵要是再来个百八十人的话,安保部四员大将就要改弓箭手了。
(注1:乾隆四十九年宁古塔八旗驻防兵力如下:副都统一人,辖协领二人,佐领十三人,防御十二人,骁骑校十二人,委署骁骑校二十二人,笔帖式四人,委署笔帖式四人,委署什长四人,管仓官一人,仓笔帖式二人,助教官二人,台站笔帖式三人,八旗满洲领催一百四名,前锋四十名,骁骑一千二百五十六名,弓匠、鐡匠二十四名,官屯领催一名。)
(注2:提到“飞折”,那就先要提到清代的邮政系统。清廷兵部下设车驾清吏司,统管全国马政、邮政系统,任命官员七人,主管全国的驿道驿站。同时在皇宫的东华门附近设立两个专门机构,由满汉两大臣会同管理京师和各地驿务联系,下又设驿夫、驿马以及捷报处,收发往来公文和军事情报。
清代之前,各朝代的驿站系统一个昼夜最多跑四百里或五百里;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最快可达一昼夜六百里至八百里。
康熙平定三藩叛乱时,从西北到京师的路程达五千余里,快马通信只需九天便可到达。之后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时,陆路的路程也达到四千八百多里,同样是九天内消息便可递到康熙的案前。)
(注3:盛京是清代东北路驿站系统的终要枢纽,盛京以北地区所有送往京城的奏折和咨文都要经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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