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九三年（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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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般来讲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皇帝和选好的接班者谈，这意思就可以说的更恶心残酷一些。

在这个看似安稳实则动荡的时代，皇子自不可能只学王道仁德，否则将来根本镇不住场子，护不住皇冠，保不了宗庙。

李欗这么一说，皇子隐约就听明白了。

显学一派，是有自身纲领的，且是有未来规划的。

他们是有理想的，虽然现在看来很多想法是错的、幼稚的、反动的，但毕竟纲领是有的。

而皇权，则是把一切作为手段，或者说其纲领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纲领。

对于显学一派而言，现在外部的土地，是让天下抵达小康大同之世的资源，利用得好，既可以渡过去艰难的工业化转型。

而对皇权来说，现在外部的土地，是皇帝手里的一张牌，一张可以用来在矛盾爆发时候缓解矛盾的牌，也是一种可以用于皇权延续的资源。

之前，李欗上位时候，是靠着出卖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土地，来换取支持的。

名义上，至少他和刘玉说的那些话、或者说为了获取刘玉和其背后力量支持的那些话，是为了天下苍生、华夏之未来。

实质上，换个角度，不如说修到松辽分水岭以北的铁路，是他给那些支持者、资产阶级、军官团的回报。在松辽分水岭以北，创造了一个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使得那里的土地生产有利可图。

当然，本身这件事大家都不傻。当初刘玉就很清楚，但互相利用，最起码“遗产”提前置办下了。

现在，大顺皇权这边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反动的统治集团。

这个统治集团，由军官团、大豆农场主榨油业高粱酒业的新军事贵族群体、以及当初刘玉早在征讨罗刹时就说过的很可能最反动的血税府兵等组成。

当然，他们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很强大，但他们和皇权紧密地站在一起。皇权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皇权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

正如恩格斯所言，烧酒业拯救了德国的容克使得他们完成了转型；而大豆以及其相关的榨油豆饼肥料等相关产业，则给大顺制造出一个奇葩的军事贵族集团——甚至难听点说，类似于挖参采珠等，在明末辽东创造出了一个军事集团一样。

显然，只靠他们，肯定压不住天下。

而依靠这个群体统治，皇权必须要学会一样东西：左右横跳、挑唆和利用阶级间的矛盾、时而站这边、时而站那边、用工人吓唬资产阶级、用资产阶级吓唬小农和手工业者。

只不过，李欗毕竟之前和刘玉接触时间很长，固然刘玉逆练颇多，但逆练归逆练，仍就还得是知道道法才能逆练，不知正安知逆？

说的多了、听的多了、这几十年也见的多了，是以从皇权的角度看，他终究是个“失败主义者”。

所以才说什么“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只有一线生机”之类的话。

他说自己死后洪水滔天，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盼着儿子能够乱中取胜，抓住那一线生机。

他把这一线生机的机会，放在了他所谓的“洪水滔天”的将来大乱之中。

亦即欧洲觉醒、印度起义、导致大顺先发地区的“多血上火、生产过剩”的病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认为现在搞改革、变法、改良、均田移民，是“抱薪救火”。

这等于是，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得多血上火的病，所以叫这个人增长身体，越发壮大，这样体型渐大而多血的问题便可缓解。然而反过来说，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越这么搞，越壮胖，将来多血上火的病病发的时候，就彻底治不了只能等死了。

这就是他认为的“抱薪救火”的角度。

至于怎么利用这场洪水或者叫危机，李欗还是给皇子举了个简单的例子，用来理解什么叫“分化瓦解”。

“既说分化瓦解，那么便要知道，哪些人若不分化，最能成事、最有威胁。”

“或者说，如今能威胁宗庙的，是什么人？”

既说的是威胁宗庙，那么显然排除了诸如靖难、玄武门之类的选项。对于宗庙而言，这叫肉烂在锅里。

皇子很清楚，他爹说话不会乱说，既是问威胁宗庙，那么必定是排除了靖难、玄武门这等选项的。

遂道：“以史为鉴，或亡于外，若靖康耻、崖山血。”

“或亡于内，一夫作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而七庙隳。”

“然而儿臣观天下事，靖康耻、崖山血之事，已无可能。譬若蒙古，如今已经被商贾盘剥的活不下去，已无力矣；而周边之朝鲜、日本等国，亦非儿臣自大，实不足为虑；至于欧罗巴诸国，更不必提。”

“是以，若说威胁最大，最能成事的，便是底层百姓。”

李欗点了点头。

他跟刘玉学的那些东西，乱七八糟、七零八落，实质上并没有接受完整的一套教育。

是以，他不可能从逻辑上，推出“小地产所有制下，小农不可能如法革情况下被资产阶级拉走，反而会和城市无产雇工形成同盟”的道理。

但是，逻辑上推不出，不代表李欗不能从一个错误的方法，得出一个可能的答桉。

李欗推理的角度，是错的、表象的、形式的。但结论又是正确的。

“嗯，一夫作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而七庙隳。此时和过去又有不同。”

“自先皇内外分治，如今天下，又分内外两个部分。”

“于内，斩木者，小农、工匠也。”

“于外，揭竿者，雇工、无产也。”

“内外分治，必要内外皆反，七庙方隳。”

“否则，如今情况，已和过去大不同。内反，则有先发之财货、物资，关税，足以镇压；外反，则有内地之兵员、边军，亦可制也，天朝绝无一城搏天下之资。”

“是以，要紧之事，便是要极力避免内外之底层穷民结成同盟，竟求天下为公。”

“反过来说，要分化瓦解的，便是他们。”

“过去养生员，所为何事？不过是防止读书人不得志、又难活，遂作乱。如朱元章不得刘伯温，便难成事。是以，过去统治，只要提防起事作乱的小农，与读书人一起即可，重点也在于此。”

“而如今，实学铺开，许多过去秘而不传的道理，竟在市井充斥。是以，现在统治，提防的便是城中那些有了学问，却大谈雇工之利的人。尤其如今显学，既解决农人耕者有其田之想、又欲解决工业发展之困境，既有纲领，又有道理，更谈均田，此才是要着重提防的人。”

“分化瓦解，重点就在分化瓦解他们。分化内外、分化工与农、居中挑唆、驱虎吞狼、借刀杀人，令其力散，则不得不依赖圣君天子之贤明仁德。”

“如今天下，讨论最多的，除了均田，便是钞关子口之事。”

“朕且问你，若将来欧罗巴动乱、印度暴乱、而松苏等地又因机器使用产量日增，卖不出去……”

“均田或可长治、亦或治本。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届时，是不是必要谈钞关子口、内部管制、内地保护之事？”

皇子对此并无疑问，应声道：“父皇所言极是。均田或可长治，但起效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放开钞关子口、放开工商管制、放开资本管制，庞大的内地市场，便如我们对外扩张夺取殖民地市场一般。”

“是以，届时必要大谈放开钞关子口税、放开管制、取缔内陆手工业和小农保护，以求卖出去东西。”

李欗又道：“如今实学中的激进派，多谈‘进步’。兴国公之学问，解读角度颇多，各有道理。这等‘进步’之学问，最是危险，尤其一些大谈雇工之利的。是以如何借此机会将其名污、瓦解其义？”

“比如说，在此之前，于那些平日在市井雇工中颇有威望中，选出几人，暗中扶植。”

“一旦多血病之危机爆发，则令这几人大谈‘进步’。并且，要站在假装是为了雇工之利的角度上大谈‘进步’。”

“或曰：内地的小农和手工业者，都是反动的一帮，是阻碍进步的，活该被廉价的工业品碾碎。”

“令其大谈什么，碾碎小农和手工业者，才能让雇工得利。”

“将所谓‘进步’之思想，在你我操控之中，他谈白，你不要举黑，而是提澹白、粉白、鹅黄白等，暗夺其正色，以黄替白，而使正白湮灭。”

“他们既谈‘进步’，谈小农、手工业者乃反动的一帮，阻碍进步等等。”

“于工厂主，他们必定喜欢，也会大加支持。”

“于雇工，也可混乱他们，因着多血上火过剩之病而失业，正愁无业，这时便大谈要碾碎小农和手工业者、要把内地做市场，他们多半会以为大有道理。”

“即便一些死硬之辈，拿着托兴国公之名伪书之义而反对的，怕也夺不回主导权。届时，显学之主导权，或者说，工业雇工等阶级的主导权，便在扶植的那几个喉舌手里，雇工也多半跟那些喉舌走，而不会接受那些死硬激进之辈的想法。”

“如此一来……”

李欗澹笑一声，接着道：“开一省之钞关、管制，用最‘进步’的政策，来反进步。”

“你既要‘进步’，那朕就给你‘进步’。”

“不要说什么子口税、保护税，便是连土地买卖、资本圈地、囤货居奇、炒作粮价、坑蒙拐骗、放贷逼地等事，亦一概不管，就要最‘进步’，就要按照那些‘进步’之辈的口吻，碾碎反动的一帮。”

“如此，不出两年，其省必乱！或乱于白莲、或乱于义和，其辈未必反朝廷，多半要扶朝廷、正朝政，而灭那些‘进步’派。”

“天下风气，必定为之一变。自兴国公时留下的激进、进步之阴霾，也定散去，而转保守。”

“朕要先行科举改革，便为此事。届时，内地出身之官员，虽学的是实学，但岂能支持这等‘进步’？”

“到时候，天下汹汹、必要反弹。又使小农工匠，记得城里无产雇工的‘进步’言论。”

“日后即便城市雇工起事，小农与工匠记得当日之仇，必不肯帮。只怕心中还要想，这‘进步’不要也罢，着实可怕，城里人靠不住，还是靠皇帝的好。”

“再招安那等起事之人，令其驻扎先发地区城市周边，以防城市之变。新仇旧怨，岂不用心？”

“如此一来，显学何显？”

“驱散‘进步’，有甚于将小农和工匠打为反动的一帮之言乎？”

“改良也好、均田也罢，日后便都出于朝廷、出于圣旨，而不是一个学派、某个纲领主导了。”

“而工厂主等，见小农工匠起事之可怕，多半也要收敛，知道若非朝廷罩着他们，他们便要被挂在树上。他们的软弱性，朕早就见过，到时候又何愁他们不敢不听话？”

“若是大争之世，工厂主需要朝廷的海军、刺刀、大炮，去和别国的工厂主竞争，倒是容易听话。只是如今放眼天下，外无敌国外患、又无能竞争的别国实业主，他们便很容易不听话，那边需要用国内的一群人来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让他们知道，若无皇帝，他们根本压不住局面，如此方能让他们乖乖来降，收起那些膨胀的心思。”

“经此一事，工与农之联盟，已不可能。工无农之援，形单影只、势单力薄，若不依靠圣君天子以制工厂主，又靠谁来？”

“雇工易收买，危机爆发时候，鼓吹‘进步’，鼓吹内地市场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鼓吹碾碎内地的小农和工匠，他们必要上当，而不会跟那群要搞均田移民东进后再发展大工业的人走。”

“用此手段，先破其联盟，分而化之，先把小农逼到皇帝这边；然后断其盟友、斩其内援、使雇工孤立，只能寄希望于圣君，再把雇工逼到皇帝这边。”

“如此，则效过去故事即可：过去周护小农、抑制兼并，但实则仍是与士大夫地主士绅治天下。”

“日后也是一样，名与义，周护小农、雇工。但实则还是与大资产者治天下。”

李欗并不知道他说的这套东西的学名是啥。

不过其实以后世的话来总结，其实就是“拿三加拉萨尔”这一套的反动封建社。

这和大顺这边的“内外分治”的情况有关。

内，是小农社会，颇类拿三时候小农普遍贫困、被高利贷和土地抵押快搞崩溃的法国。

外，是财阀军事贵族大资产者的社会，一如拉萨尔时的普鲁士。

小农问题，所谓大东进运动、均田、迁民，可以视作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的大顺变种。

雇工问题，即所谓的【只要皇帝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皇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皇权，那么工阶级就会倾向于把皇帝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天然体现者】

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刘玉的改革给大顺留下的非常不好的后遗症——皇帝比雇工和小农，更早接触到阶级的这套东西和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