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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也清楚,拦不住,就算管得住入海口、东海岸、海湾,难道管得住从西而来的大顺?
既如此,也就宣告了,法国的葡萄酒,基本不会参与北美的毛皮贸易了。当然,法国政府靠着大顺,拿到了北美的毛皮人参等贸易的垄断权,也算是赚了。吃独食拉黑屎,法国也没这能力吃独食。
于是,一条非常奇葩的贸易线,就这样在世界上出现了。
每年夏季,天主教的西班牙牛仔们,受雇于法国的毛皮贸易垄断公司,赶着大量的牛马,从大湖区,来到新益州。
在这里,交换烧酒。
等到八月份雨季结束,从新益州这边,简单的几乎可以算是一次性的船队,在这里装满酒类,沿着河运送到下游的法国贸易站。
牛仔们的任务,是来的时候看护牛马、回去的时候放船。正好一来一回。
法国人再用这些烧酒,换取毛皮和人参。
第二年,将毛皮和人参,运往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大顺特许贸易区,交换大顺的纺织品、丝绸、瓷器等。
大顺的商船,再把人参和毛皮,从阿姆斯特丹运回大顺本土,售卖给大顺的富裕阶层、地主、贵族、新兴阶层。
大顺的富裕阶层、地主、贵族、新兴阶层——当然也包括日本的封建主,他们对人参也挺热衷的,尤其是在刘玉搞死了高丽参之后,西洋参成为了日本的唯一选择——等于是把钱支付给了法国人。
法国人又靠这笔钱,在东海岸搞畜牧业,然后赶着大顺在这边垦殖急需的牛马来到垦荒区。
而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大顺这边的畜牧业也发展起来了。这就使得牛马换烧酒的交易,逐渐让法国人需要用从大顺富裕阶层那卖人参赚来的白银支付。
毕竟,大顺可以搞畜牧业,而法国是没办法在其控制区搞酿酒业的。
既是因为法国的葡萄产业保护。
也是因为大顺搞这一切的基础,是廉价的工资劳动者,而法国在北美缺的就是这样的人。
靠卖酒赚到钱的烧酒工场,或者说土豆农场,再将这笔钱的一部分作为工资,支付给来这里打工的移民。
移民攒够了钱,再花钱从朝廷手里,购买一块自己的份地。
朝廷再拿着这笔钱,完成黄河区的移民迁徙。
而移民迁徙,又使得大顺在新益州,始终能够保证足够廉价的劳动力,也使得大顺的土豆烧酒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农业,得以延续,并且拥有对整个北美地区酒类碾压般的优势。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的前提,就是大顺“以史为鉴”,直接杜绝了北美十三州的土地问题,一步到位,直接在北美搞了土地国有化政策。
也所以,大顺在北美的农业,虽然像普鲁士道路,但实际上则是加速状态下的美利坚道路。
只不过,因为自耕农在垦殖殖民地的天然离心性,以及垦殖殖民地的小资产者反资痼疾,大顺选择了扶植一批“保守派”,作为在这边的向心力。
而这批保守派,又必须和土地、工商业等挂钩。
这种挂钩,一个是需要大顺本土的军事力量支持,否则的话,他们在这边的利益,就会被欧洲吃掉。
另一个,就是他们能够存在的基础,就是大顺本土的劳动力,以及大顺的正规殖民术。
很简单,没有大顺的近世殖民政策,谁来挖土豆?谁来酿酒?谁来种土豆?
靠那些已经完成授田的、家有土地至少120亩、牛三五头的自耕农,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你的农场捡土豆?酿烧酒?
俄国可以搞强迫的农奴工厂定期服役制,你和大顺的自耕农搞这一套试试?直接把你酒厂给你砸了。
所以说,【资本不是一个物价,不是钱。而是以物为媒介而成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不是物件。
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就新益州的土地状况,气候条件,农业条件、人口数量,正常来讲,是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的。他就没有这种社会关系存在的物质条件。
而这一切,是靠大顺这边的国家强力和殖民政策,愣生生造出来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
换句话说,在新益州的一切大农场主、资本家、工场主,他们只能是向心派、一统派。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存在的基础、他们能够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基础,就是大顺帝国的国家强力强制扭曲出的这种社会关系。
缺了大顺,他们的大农场、大工场,明天就会因为缺乏工资劳动者,而完犊子。
也即是恩格斯在土豆烧酒问题上评价容克一样的道理:【……那么,容克地主会被分散,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级、自耕农……】。
只不过,普鲁士的问题,是市场、产业,因为普鲁士并不缺人;而大顺在这边,缺的是人。虽然都是靠土豆烧酒串起来的,但维系这种“社会关系”所需要的要素,缺的不同而已。
话句话说,大顺在这边塑造的这些向心派、保守派,如果缺乏大顺的国家强力,就会像缺了土豆烧酒的普鲁士容克一样,很快会被分散,成为农民等级、自耕农。他们不得不坚定地站在一统的态度上,屁股决定了脑袋。对他们而言,这个产业可以是土豆、可以是烧酒、可以是其余的别的什么玩意,都行,但不管啥产业,都一样。土豆只是个代表,但土豆对大顺,并不如同土豆之于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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