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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上海。晴。】
我不得不说,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是蠢货,根本没有什么头脑。
大顺对日本的册封,引起了我们的讨论。
当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在日本失败,最终全面撤出日本。
在这种时候,当然是担心公司在中国也遭受和在日本一样的命运。
公司的参赞等人,完全不懂我们为何成功,也不懂我们为何失败。
他们认为对日本贸易的成功,是由于三浦按针。并认为法国在中国的成功,因为白晋等传教士。
实际上,他们完全是错误的。
但有一点可以讲清楚,我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当年撤出日本的情况,是相似的。
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知道我们到底如何才能留下中国。或者说,公司的未来,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努力,该如何改变公司原本的业务。
公司的大部分人,都夸大了三浦按针的作用。
我可以明确的说,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与公司在日本的失败,与公司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公司在日本的成功,是因为那些天主教大名在关原之战中基本站在了另一边。而公司在日本开展业务的时候,恰逢大阪之战即将开打,大量的天主教大名追随丰臣家。
我们不是旧教国家,所以德川氏找到了我们,试图与我们合作。
公司得到的第一批订单,就是200斤用来制作火枪子弹的铅。随后增加到4000斤。
以及得到了大约二十门大炮的订单。
可以说,公司在日本看似成功的原因,与公司的努力毫无关系。
完全就是日本方面的需求。
大阪之战后,不再不需大量的铅弹、钢剑、大炮,公司的业务就飞速萎缩。
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公司在战后,拿不出日本所需的上品。而在战前,许多天主教徒站在了丰臣家那一边。
我们能卖的,荷兰人一样能卖,而且质量更好。
我们不能卖的,荷兰人也能如香料之类。
公司在日本根本就没成功过,看似短暂的成功,不过是大阪之战的战时需求。
一旦战争结束,公司撤出日本是迟早的。
我们在东南亚竞争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我们在日本贸易的失败。谁是东南亚贸易竞争的获胜者,谁才能在日本站稳脚跟。
荷兰人证明了我的观点。
21年我们与荷兰合作炮制平山常陈事件;23年安汶岛屠杀,荷兰人对我们动手;23年末我们就退出了日本。
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卖的呢绒卖不动;我们之前有大量利润的铅块,战争结束后卖不动;日本人想要的香料,我们弄不到。
所以,有没有三浦按针,是否影响德川家向我们购买火枪用的铅块?是否影响日本战争结束后,不再对铅块有大量需求?是否能影响我们的呢绒是否畅销?
如果能,那么他的作用巨大;如果不能,那他的作用有多少呢?
同样,在中国问题上,难道不是一样的原因吗?
我们能做的事,其余贸易公司也能做。
公司只有拿出“我们能做的、其余东印度公司做不了、我们无可替代”,才能取得对华贸易的真正优势。
否则,大顺把我们驱赶,不要说影响其经济,就连单纯的对外出口都无法影响。即便他们没有西洋贸易公司,瑞典丹麦法国普鲁士也会高兴地分走我们的份额。
而我们能做的、无可替代的一样东西,既是茶叶关税。我国的喝茶人口,是欧洲之冠。甚至可以说,包括瑞典丹麦在内的大部分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都流入了我国。
只要解开这一点,那么公司就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以茶叶关税向中国讨价还价。
而现在呢?我们手里有任何筹码吗?
只有先降低关税,才能用提高关税做筹码,讨价还价。
现在关税这么高,我们是没有任何筹码的。
可偏偏,议会的那群蠢货,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应该从荷兰那里学到足够的经验。
荷兰人能够在日本站稳脚跟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东南亚。
我们如果不能降低茶叶关税、却还想要在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就需要得到印度。
足够近的距离,才有足够大的贸易额。从英国到大顺,棉花粮食都是无利可图的,因为运费和周转;而如果我们离得足够近,即便是棉花粮食这样的低利润的商品,也有利可图。
我说,不要再在中国这边做任何努力的尝试,毫无意义。
我说,要解决中国贸易的困境,要么在孟加拉解决、要么在西斯敏斯特宫解决。
总之:
【中国贸易的问题,无法在中国解决】
然而,他们却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
呵,一群蠢货。
甚至还有蠢货认为,应该再去告御状,说明白这一次澳门的鸦片贸易和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要大顺官员学学法律,弄清楚责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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