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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这块地,如果卖的话,正常卖两银子。
但是,地主不想卖,大顺卖地是败家子这是一种普遍心态。但又急需现金来投资。尤其是诸如对日贸易公司增股的时候,明显赚钱的买卖,肯定要投钱的。
那么,这时候有农民站出来,说我租你的土地。我给你两银子押给你,你把地租给我种,每年我象征性地给你点地租。什么时候你想把土地要回去了,你就把这两银子给我,我就把土地退给你。
这有点类似于典当。
只不过,典当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为什么不直接花两银子买呢?
一来,能花两无限期的租,每年只给一些象征性的地租,为什么要花两?
二则,地主自己也不想卖地。卖地容易买地难,土地也是留给子孙最好的基业。将来万一买卖失败,收回土地即可。
三则,土地在谁手里,谁就要承担税赋。大地主有关系,可以只交国税,避开那些摊派。而买地的人,只想要地的使用权,不想要地的所有权,因为有了所有权,就意味着要纳税,承担徭役等等。
四则,地主急需钱,又不想卖地。折中一下,怎么可能按照原价去“押租”?
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松江府佃农的一些特殊性。
询问之后,可知眼前这家佃农,原本就是自耕农。
家里有四亩地。
将四亩地卖了,换成现金。
然后,在大地主急需现金的时候,拿着卖掉四亩地的现金作押,租十亩地,每年只需要缴纳一石租子。
比起正常的、普遍性的租佃,这租子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刘钰见过最离谱的,是收粮时候,百斤一算,六十五归田主、三十五归佃户。这十亩地才收一石的租子,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四亩变十亩。
还省下了之前四亩地要承担的国税和杂税。
他是佃户吗?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土地这个生产资料。
但是,他穷吗?
不富,但相对于大顺的普遍性的佃户来说,肯定不算穷。
这种租佃,对双方都有利。
首先,松江府因为大量的南洋米、东洋麦,使得传统的收租子的收益下降。
其次,投资需要现金。
再次,拿着土地抵押去借债;和将土地的使用权租出去,收取将近一半的土地售价的现金,这两者完全不同。
前者,那土地抵押出去借债,主动权在债权人手里。而且,松江府工商业的投资,也没有密西西比泡沫或者南海泡沫那样“诱人”的回报率,借高利贷去投资,那投资回报率得多少才能值得借高利贷投资?尤其是大顺高利贷利息如此高的情况下,谁不到万不得已,敢去借贷?
后者,土地的所有权,仍旧是地主的。当地主投资失败,或者又想继续收租子的时候,将押金推给佃户,土地仍旧是自己的。
而且,松江府这边,是保护这种租佃模式的,是走官方印花契约税的。大部分情况,双方也不会闲着没事干违约地主收回去干啥?佃户退了干啥?
绕了一圈,其实谁受损了?
仔细想想,似乎也没有人受损。
国税不高,按照正常国税缴纳的话,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小农破产并不容易。
税高的,还是地方的摊派,以及各种理由加派的钱。而大的地主是可以规避这些额外税费的。
既是要做社会调查,不管是真正的佃农,还是这种实际上是中农的假佃农,都需要询问询问。
刘钰心道这松江府尹,亦算是能吏了。
不管是考虑到基层民情的慈幼院佃农抱养政策,还是对两种不同租佃模式的了解,都足见此人既知道变通,也确实对民间有些了解。
考虑到这户佃农的家庭状况,刘钰也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询问他们关于“进口粮食”的看法。
这都不用问,显而易见的事。
粮价降低,这些名为佃户、实则属于承包土地的中农,他们肯定是不满的。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收入,还是种粮食、卖粮食。
而且由于他们一不需要缴税,二来押租制下,他们给田主的租子不多,所以他们最有可能赶上某年粮价飞涨而达成阶级跨越的阶层。
刘钰估摸着,若是问一句,只怕肯定是诸多不满。
明显不满的问题没问,刘钰反问了一下这里妇女纺织的情况。按照以往的习惯,摸出了一些冰糖分给家里的小孩,又差人去准备些餐饭,如此平易近人的做作下,这家主人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说到女人纺织的事,这家主人便道“城里的商人提供棉花,这边村子的女人便拿着城里商人提供的棉花纺纱线。月初领多少棉,纺出多少,商人收购多少。价格也是商人那边定。”
“赶着农忙时候,白天做农事。晚上,村子里的女人便聚在一起。”
“譬如今日张家、明日李家。每家晚上点一次油灯,每日轮换,谁也不吃亏。”
“若是手艺好的,亦可织布去卖。只是拙妇手笨,只好做些纺纱线的活。待过些日子,我再租佃些地。若粮食够吃,便种些棉花。”
“如今粮价又低,棉价却高。想来再过些年,自己种棉、自己纺织,再去售卖,或能多得一些钱钞。到时候也好给孩子们多置办些土地。”
“只恐过些年,这土地或种棉、或种桑,价格又上来了。便是押租,也要多花不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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