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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骂名就都是内阁的了。</p>
而内阁首辅周延儒自然是首当其冲。</p>
听到蒋德璟的建议,周延儒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是恼怒,各地官员如何处置,叫官员们自己斟酌,出了事情,内阁出来收场,看情况,游刃有余的进行处置,但如果将内阁的意思明发天下,各地官员有了胆气,照此处理,那么那些逮赋者的怒气就都会冲向内阁,他这个内阁首辅不就是臭名昭著了吗?</p>
不过当着崇祯帝的面,他不能露出愠色,只能默不吱声。</p>
陈演皱着眉头道:“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中葆何以认为,魏国公一定参与其中了?”</p>
蒋德璟肃然道:“就算没有参与,也有失察、纵容之罪,府中家奴敢打着他的名义,到外面行此恶事,又岂是一日能养成?怕是一贯如此吧?”</p>
陈演微有尴尬,退了回去。</p>
“臣附议。相关人等,必须严惩。”四辅范景文站出。</p>
五辅黄景昉犹豫了一下,没有站出,和范景文不同,他能入阁,和周延儒有莫大的关系,虽然心里支持蒋德璟,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好意思对周延儒和陈演落井下石。</p>
内阁的争论,崇祯帝都听到了,对蒋德璟的意思,他是赞同的,而周延儒的圆柔处置,他也不反对,而在这期间,他已经思谋好了对魏国公的处置,于是从御案上翻出孟兆祥和冯元飏的联名奏疏,提起朱笔,在最后的处置上,稍微改了一下。</p>
对李弘的处置,孟冯二人定的是籍没家财,充军流放,但崇祯帝直接改成了斩。</p>
魏国公的家奴,定的是杖八十,崇祯帝也改成了斩。</p>
至于动手的那几个流氓,更是斩首了。</p>
而上下其手,参与到了其中的几个逮赋者,都是籍没家财。</p>
应天府衙的不肖之徒,依刑责,分别是流放和杖刑。</p>
而最重要的,也就引人注目的,就是魏国公徐文爵本人的处置。</p>
崇祯帝放下朱笔,转对王承恩:“拟旨,魏国公,治家不严,放纵家奴,朕甚为失望,着罚俸三年,闭门思过,现在担的职务,全部免除。”</p>
对前面的人,都是重责,只有对魏国公徐文爵是轻放。</p>
由此可知,崇祯帝对勋贵,还是留有情面的。</p>
“遵旨。”</p>
对崇祯帝的处置,内阁没有异议,内廷批了红,压上大印,内阁画了押,这道圣旨就发了出去。</p>
……</p>
皇太子朱慈烺回到京师时,圣旨已经发出去有二十天了,南京那边在接到圣旨之后,立刻就做了处置,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李弘和一干人等押入死牢,等待秋后问斩。而一向是南京第一尊的魏国公府,瞬间从高峰坠入到了低谷,府门紧闭,更有锦衣卫把守,俨然已经是不能自由出入了。</p>
同时的,各地官员也接到了内阁的公文,该驱散就驱散,该处置就处置,但是秉公执法,出了事情,自有内阁担待,于是官员都硬气了起来,不再姑息,各地衙门前为了逮赋之事聚集请愿之事大幅减少,尤其是在知道魏国公被惩处,李弘被定了一个斩首之后,敢于顶风作案的就更是少了--银子虽然重要,但脑袋更宝贵,真要惹怒了朝廷,落得李弘的下场,那就因小失大了。</p>
不过心中的怨气却是难解,去年是暗恨太子,认为太子追逮赋是不知道民间疾苦,今年则是恨上了内阁,若不是内阁的公文,府衙怎敢用棍棒对付我们?</p>
于是骂声四起,逮赋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将矛头指向了周延儒,编出各种段子和诗词,辱骂周延儒,同时的,他们也没有放过始作俑者,那就是皇太子,虽然不敢明着骂,但却也是拐弯抹角的编了一些污蔑的段子,或者是借古讽今,用唐太子宋太子,讽刺现在的大明太子,甚至连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也出来了。</p>
但恨归恨,骂归骂,但眼看朝廷的欠赋不交是不行了,去年到今年,朝廷的压力一天比一天,那些御史言官也一天比一天没有耐性,最重要的是,继续拖延下去,不但年年要收利息,而且家族中人不能参与科举--这个措施太狠了,没有科举,就不能当官,而没有当官的子弟做后盾,再大的家族也会逐渐败落,因此,只能含血咬牙,将朝廷的欠赋一分不少的全补上。</p>
短短一个月,除了一些特别顽固的钉子户和一些确实没有钱的落败户,江南大部分的逮赋者都补上了历年的欠赋,粮米和银两,通过漕运,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师……</p>
回到京师,朱慈烺就连续听到这两个好消息,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p>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在赋税极低的情况下,有钱人就更不应该积欠朝廷的税赋,奈何,投机取巧的士绅太多,渐渐成了大明的顽疾。而为了医治这个顽疾,朱慈烺在朝堂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背负了巨大的骂名,才好不容易的将“追逮赋”推行了开来。</p>
说起来,真是艰辛,不过终算是做到了,经此一次,江南士绅必不敢再轻易欠赋了。</p>
而能进行到这一步,朱慈烺对蒋德璟很是感激,若没有蒋德璟在御前的一番言,内阁绝不会“自揽责任”,发出那样的公文,江南各地衙门前聚集的士绅,也不会轻易散去。</p>
至于魏国公的处置,则是在朱慈烺的预料中,他的父皇崇祯帝骨子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于贪官和无能的官员,从来都不会姑息,但对于亲贵和勋贵,却又有点感情用事,崇祯十二年,朝廷财政困难,首辅薛国观提议向勋贵们募捐,这本是一个好主意,崇祯帝也知道,不少勋贵富的流油,奈何最后就是推不下去,究其原因,就是崇祯帝心软,面子薄,架不住勋贵们的哭穷,偏偏薛国观又不自律,被政敌抓住了把柄,五皇子又忽然死去,临死前的一番话,吓着了崇祯帝,募捐之策就此夭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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