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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之政的需要是嘉靖朝重礼部尚书的另一 原因。在大明的政治体制中，皇帝的决策权在内阁制下得到了绝对的体现，嘉靖朝大行密疏政治， 皇权决策权的绝对性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礼部尚书因为与嘉靖的特殊关系就更为得到重用。</p>
凡是能够被嘉靖任命为礼部尚书的，无一不是嘉靖的亲臣、信臣。</p>
自藩王入继大统的嘉靖致力于打破孝宗、武宗一脉的原有政治秩序，强化自己的皇权， 树立新皇权权威。“大礼议”既是一个必然的契机，又是试金石。朝中旧臣在大礼议中的不配合态度，都让嘉靖感到异己政治力量过于强大，而自己所任命的这些这些礼部尚书，对嘉靖给予了极大的支持。</p>
礼部尚书成了嘉靖争大礼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续礼制改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嘉靖独重礼部尚书，就是通过重礼臣甚至将其引入内阁，一方面达到让俯首顺从的礼部尚书成为嘉靖朝内阁体制外的辅臣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收到在亲己的礼部尚书和内阁首辅对抗时让两者进行斗争以取得均势的效果，这可能是嘉靖既树立内阁权威而又使其牢牢为己所控的政治目的，也是嘉靖皇帝打击孝宗—武宗一系政治势力以后欲达到的最完善的政治格局。</p>
李默很清楚，礼部尚书在朝中威望荣宠，并非因礼部尚书之职权的变化，而是礼部尚书因特殊政治需要保持着与皇权的特别亲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历史上吏部尚书独重的格局。礼部尚书易于入阁，间接地因内阁地位而提升了整个礼部的地位。而这样的变化是嘉靖礼制改革特殊要求下内生出来的必然结果，礼部尚书乃至阁臣的所有荣宠均来自于皇权，既可以赋予，又可以随时收回，因此地位越尊、宠望越多，对皇权的依附性也就越强。</p>
礼部既相对于六部地位得以提升， 尤其首辅，俨然宰相;同时对于皇权而言又约束力全无，随着礼部尚书一一入阁，其逢迎嘉靖的惯性也被带入内阁，内阁完全成为了皇帝的附庸，以首辅为代表的阁臣，以绝对的顺从来固位希宠，保有自己的禄位。</p>
而且嘉靖朝的礼部尚书晋升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例，嘉靖朝实际任职的礼部尚书中，除了席书、桂萼、 欧阳德外，其他多庶吉士出身，授修撰、编修，迁侍读或侍讲学士，历任祭酒、太常卿等职后升为侍郎，最后成为礼部尚书。也即“编修、修撰———侍读、侍讲———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郎———尚 书”这一晋升路径。</p>
李默这两天仔细思考了几位候选人，把目光放到了原翰林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王用宾身上，他在朝中可谓小透明一只，但是资历确实十分深厚，王用宾二十岁就中进士，正德十六年进士，经馆选入翰林院，历任编修、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是会推诸人中资历最深厚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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