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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后初期,百废待举。印尼经济的发展,仍以荷印时期的经营为基础。至其经济政策与贺易事务的处理,仍是荷印时期的旧规。印尼在精神上:的基本改变是:管制输人,奖励输出;保护与促进工业的建设;扶持民族工商业。
工商业中,最主要者为输人贸易,在管制输人方面,曾规定为保护民族商,分成堡垒、籍民与外侨3类。时任印尼大统领苏佳诺实施所谓“指导的皿煮”,也实施“指导的经济”政策。对“非原住民”的经济活动,限制严厉;保护国内工业,也只限于民族企业,意在符合其“印尼化”与“民族化”的政策。印尼经济的特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次为矿业。其农业生产,约占百分之75,矿产约占百分之2十,手工业仅占百分之5。华人大多从事商业,小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农、林、渔、矿等业者为数极少。
林韶良生活在印尼的华人社会,他的成功与印尼华人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华人社会,实即商业经济社会;其从事农、工业生产者,也不脱离于离业范畴。唯有华人初期移民,则属于劳动阶级,所谓“契约劳工”,多受殖民地官府招致。刻苦谋生之余,节俭渐聚财物,转而经营商业,由极小的排贩起家,渐为小商店而中等商店而大商家。
印尼独立后,积极发展工业,华商亦多参与。虽说华人多从事商业活动,但多系0售商(即亚弄warung)、仲介商、批发商,以及中、小型工业。歌洲人以大企业经营,或技术人员,居于上阶层社会;华人经营2盘商(仲介商)、3盘商(亚弄商),则居于中层地位。
荷印时期,整个印尼商业,进出口贸易的经营,全为5大巨头,即俗称的5大洋行所操纵。此5大洋行,即慕娘(bor-sunij)、犹威利(ges wehry)、耶谷进(jacokson)、国际(in-ternational)、涵塘(amslerdam)。印尼独立后,依照圆桌会议协定,此5大洋行,仍执印尼经济的牛耳。1957年底,印尼排荷运动发生后始告终止。1959年,5大洋行为印尼官府归并,改组为国营8大公司。在被印尼收归改组为国营8大公司之前,5大洋行对荷蘭及其他欧、美国家,均直接经营输出入贸易。华商则与狮城、港岛两地华商联结经营,其中闽南人经营土产输出业者居多;与狮城同帮华商,设立联号商,或为狮城方面的代理商。印尼主要产品树胶、桃干、如味、胡椒、茨粉等,皆以狮城为集散布场。
客家人以经营杂货多赖于输人,与港岛华商直接交往。在港岛设“印尼庄”者,专为印尼华商进货。较大的华商,则自行设庄,或设联号商。历年港岛对印尼贸易,占总输出额百分之4十以上,居输出第1位。因此,印尼华商的盛衰,影响及于狮城、港岛两地市场。
印尼的倡导“民族化”,为保护民族企业,对于“民族”1词的定义,有其不同的各种解释,并无明确的规定。后又将民族公民,分别为“原住民”、“非原住民”两类。
1956年,印尼经济部实施民族工业登记时,所规定的“民族企业”,其资本总额最少须有百分之51应属于籍民。籍民无“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分,如资本百分之49属于非籍民,仍被规为“民族企业”。在“新输入商承认条例”中,规定民族商的资格,不论公司或法团的组织,必须设立于印尼,其利润不得转汇国外。所有股东必须是出生印尼,且今须居住于印尼,其上1代也是出生于印尼。由于诸多限制、华商皆谋求自保,以适应环境生存,甚多与印尼民族商合作。数十年辛苦经营的商店,或尚有利可盈的工厂,交其子弟辈已有印尼国籍者执业;或适应当地法令,与原住民合作,改组为“民族企业”。
华人移居印尼,非如欧洲人的据为殖民地,进行经济侵略;亦非印度人的有领土野心,建立印度化王国。华人既无国家的武力为背景,也无正治的联系,其为移民性质并无殖民意义。日久定居,艰苦奋斗。不管是国内正治上的变故,或经济上的动因,无不以个人力量去从事经济活动。勤奋耐劳,谋生第1。最初,由出卖劳力,或从事“边际经济”,锱铢寸积,经年累月,由行贩而小摊主,由0售商而批发商而成巨商。此在未进入现代化的经济之前,以个人为中心的经济活动,端赖克勤克俭,刻苦耐劳,逐求蝇头微利,尚可自存;依靠乡友为基础的基尔特(guild)经济性组织,互助合作,尚能在市场活动。但由于现代工业发展迅速,促使整个经济在本质及型态上发生巨变后,华人经济本身在时代考验下,势艰因应生存。
早期的华人移民,大都是只身前住。赤手空拳,筚路蓝缕;万里投荒,被荆斩棘;在非常艰困的环境中去挣扎;冒险犯难,去开辟新天地。华人既能刻苦耐劳,安分守己;尤以爱好和平,讲究仁义,故能与各民族和谐相处,建立深厚情谊。第2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势力,不得不全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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