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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美林公司成为霉国最大的股票经纪公司。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林公司的客户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的4倍。
虽然直接进行股票投资的人还很少,但是间接投资者数量猛增。计时工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养老金保障,瓦/格/纳法案的出台为工会坚持不懈地通过谈判来为人们争取自己的养老金保障提供了依据,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管理层也都支持实施养老金保障,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养老金制度在霉国企业界得到迅速的普及。
20世纪40年代,有人向通用汽车的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后来成为艾森豪威爾的国防部长)建议,如果把养老金账户里的钱投到股票市场中去,那么员工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霉国公司的主人,对此查尔斯·e·威尔逊回答说:“这就应该属于他们(员工)。”
20世纪50年代,由公司和工会共同管理的各种养老金基金成为华尔街的主力军。
1955年,当霉国联邦预算还不到1000亿美元的时候,未投保的养老金基金持有的股票价值174亿美元,并以每年新增10亿美元的速度进行新的投资。
1924年首次亮相的共同基金在华尔街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渐渐地霉国股民可以投资共同基金而不用自己定夺该买哪1种股票。1940年共同基金的投资额只有5亿美元,10年后的投资额是1940年的5倍,1960年达到170亿美元,又增长了接近5倍。
被严重低估的华尔街市场1954年开始上扬,2月13日道琼斯指数上升到大萧条之后的1个新高点:294.03点,这是自1930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到了6月份,股市在330点站稳,12月份的时候最终在25年之后突破了1929年9月3日的381.17点的最高点纪录,在道琼斯工业指数108年的历史中,这1次是两个指数最高点间隔最长的1段时期。
不管是从经济层面还是人的心理上,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阴霾都已经消散了。
“2战”之后,霉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就业率而是通货膨胀。
尽管军事订单从1945年早期的每年1000亿美元缩减到1946年的350亿美元,受其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微降,但是到了同年底国民生产总值开始回升,自此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回顾过去,原因1目了然,受“2战”的影响,对耐用品的巨大需求长期受到压抑。“2战”期间,汽车、各种用具的制造以及房屋建设都完全停了下来,仍在使用中的汽车、设备和房屋都差不多到了使用的极限,很多已经是过度使用了。“2战”期间聚集的大量个人储蓄正好可以用来购买所需要的商品——此后,霉国居民贷款消费模式由此开启!
但是要想完成从军工产品向消费品的转变需要1段时间,而无法抗拒的正治压力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在1946年过早地结束,结果就导致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暴增——这是霉国截至当时和平年代最严重的通胀,因为非官方开支增长了百分之4十,而商品的供应却跟不上前者的脚步;国内农产品价格1个月之内就上涨了百分之十2,到了同年底,其价格较最初已经上涨了百分之3十;汽车从1942年以来几乎已经完全停产,到1946年产量达到辆,但是直到1949年才突破1929年的最高产量。
在这个热闹的卖方市场里企业利润增长了百分之2十,而霉国国内的大小工会要求大幅度提高小时工的报酬和利益——在战时罢工禁令撤销后,罢工事件频发。
1946年1月,包括汽车、钢铁、电力以及肉类加工等行业在内的霉国百分之3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直至21世纪)加入到工会的罢工行列中;霉国社会觉得劳工的力量已经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瓦/格/纳法案》的天平重重偏向劳工1方!
“2战”后马上就出现了这么大的经济动荡,新任霉国白宫主人杜魯門难辞其咎,“杜魯門又非圣贤岂能无过”成了国民的1个笑料。
1946年的中期选举,霉国共/和/黨打着“受够了吗?”(had enough?)的口号,自1928年以来第1次在国会两院赢得多数席位,这是霉国共/和/黨那些年来的首次胜利;杜魯門后来对这届国会有1个著名的评语——“游手好闲的第50届国会”,但是这届国会至少催生了1个意义重大的法案、即《塔夫脱—哈特利法案》。
这1法案和《瓦格纳法案》不1样,只要不使用任何威胁的手段,它允许雇主就成立工会的相关事宜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批准;另外该法案允许管理层自行举行内部选举,并禁止工会强迫工人或拒绝谈判,而《瓦/格/纳法案》是禁止管理层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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